中國機床工業40年，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認清問

本文嘗試以歷史的眼光、全局的視野、辯證的方法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機床工業的40年做出盡可能客觀、準確、全面的評估，希望能夠在機床工業未來30年正確發展道路的積極探索中有所助益。

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年的道路，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機床工業在這不平凡的改革開放歷程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今天，國內外環境已經發生了全面深刻的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中央擘畫的“兩個一百年”發展藍圖，為我們展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前景，“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機床工業已經站在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面臨的發展任務艱巨，挑戰嚴峻復雜。理性客觀地對機床工業40年的改革發展歷程進行總結，對于我們明確未來30年的發展道路和優先任務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40年主要成就與進步

我國現代機床工業的基礎源于“一五”時期（1953-1957）開始實施的前蘇聯援建工程，20世紀60至70年代開展的“三線建設”中，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規劃建設。改革開放前已經形成產品門類比較齊全、產業體系相對完整、產業布局均衡合理的機床工業體系，基本承擔起裝備國民經濟主要部門的任務，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這一體系，帶有計劃體制的種種問題，如企業缺乏活力，裝備陳舊落后，技術進步緩慢。至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發達國家的機床工業已經全面進入了數控機床時代，而我國的機床行業除個別較簡單的產品門類外，數控技術尚處于起步階段，與西方相比形成了明顯差距。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機床工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長足的進步，產業能力和國際地位都發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

體制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

機床是工業化生產最為典型的生產資料。至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機床工業一直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管理和公有制（其中絕大多數為國有制）。其中重點骨干企業（包括“十八羅漢”）和研發機構均由一機部直接管轄，其產、供、銷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甚至連一臺很小規格的儀表機床都不允許計劃外生產和流通。企業的研發、生產、銷售、材料供應、人事用工、工資福利等基本經營活動都實行統一管理。這種體制下的企業，并不是真正意義的經營主體。改革開放后，這種單一結構和僵化管理模式逐漸被打破。1983年2月，機械工業部發布《機械工業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原則的試行辦法》，改革單一的指令性計劃，實行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并行的管理模式，正式開啟了市場化改革的進程。1984年7月發布《國務院批轉機械工業部關于機械工業管理體制改革的報告的通知》，將原機械部直屬企業下放到地方管理，標志著以政企分開和兩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為主要內容的國企改革全面展開。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市場準入、產業準入全面放開。原有的國有企業多數實施了不同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民營企業蓬勃興起，外資企業大量涌入。至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國機床工業的體制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機床工業中最具代表性的金屬切削機床為例。2015年，規模以上金屬切削機床企業為739家，其中，國有（含集體）控股、私人控股和外資（含港澳臺）控股的企業數量分別為71家、533家和105家，占比分別為9.6%、72.1%、14.2%；上述三類企業擁有資產占比分別為38.3%、48.8%、10.4%；主營業務收入占比分別為18.4%、68.7%、10.8%；實現利潤的占比分別為-12%、97%、13.4%。①其中，國有企業除了占有資產指標（近40%）之外，在其他幾項指標上已經失去優勢，在利潤方面拖了整個體系的后腿（-12%）。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營企業表現出強勁的活力，不僅在企業數量方面占據絕對優勢（占比70%以上），更以不足一半（48.8%）的資產占有貢獻了近七成（68.7%）的主營業務收入和近乎百分之百（97%）的利潤，正在成為機床工業新的主力軍，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已經形成，這是機床工業40年來最為顯著和最具積極意義的變化。這一變化帶來的競爭活力，使機床工業獲得了持續不斷的發展動力。

數控機床技術全面普及

數控機床技術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1952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發出了世界上第一臺數控車床。由于基礎技術方面的制約，在此后20年左右的時間內，數控機床技術并沒有得到廣泛的應用和普及。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大規模集成電路（LSI）和微處理器（CPU）的問世，推動了微電子技術的迅速發展；為數控機床的大規模制造和廣泛的商業化應用創造了條件。70年代中后期，數控機床技術進入快速發展期，美、歐、日等國相繼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實現了機床產品技術的代際升級即數控機床化。如日本山崎馬扎克（YamazakiMAZAK）公司在1982年就實現了機床產品的完全數控化。我國數控機床技術的研發起步并不晚，1958年，清華大學和北京第一機床廠就合作研發出中國第一臺數控升降臺車床（采用分離元件技術），比起世界第一臺數控機床不過晚了6年。但其后的20年，我國數控機床技術進步十分緩慢，除了技術因素的制約，文化大革命的干擾破壞也是重要原因。從1973年開始，國家組織了數控技術攻關，但直至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除了可以制造少量技術相對簡單的數控線切割機床外，數控機床總體上仍然滯留在技術研發階段，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了身后。

改革開放以來，數控機床技術一直作為機床工業的主攻方向。1980年，北京機床研究所通過許可證轉讓的方式從日本發那科（FANUC）公司引進數控系統技術，隨后從“六五”（1981-1985）開始，國家連續組織了幾個五年計劃的數控技術攻關，有力地促進了數控機床技術的發展進步。但既便如此，數控機床產業化進程仍然進展緩慢。直至上世紀末，我國機床工業的產值數控化率仍徘徊在20%左右，產量數控化率更是不足10%。數控機床技術在中國的真正成熟和快速普及是從本世紀開始的。在機床工業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數控機床技術快速普及、產量迅猛增長，數控化率持續提高。根據中國機床工具工業協會統計，2013年以來，機床工業的產出數控化率和機床市場的消費數控化率均已超過了70%，2016年更是達到近80%的水平。目前機床工業領域內，凡適合采用數控技術的機床品種，均已采用了數控技術，已經不存在任何技術障礙。同樣的情況也表現在當下的機床用戶領域，機床用戶可以方便地在用工市場招聘到熟練的數控機床操作者，而普通機床的操作工反而成了稀缺資源。我們已在制造端和應用端基本實現了數控機床技術的全面普及。雖然我國數控機床產品整體上還處在中、低檔水平，比西方發達國家晚了30多年的時間，但是我國已全面進入了數控機床時代，這是一件了不起的歷史成就。值得指出的是，國家于1999年開始實施并持續10年之久的數控機床產品增值稅先征后返政策為上述代際升級的實現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產品結構水平和市場競爭力明顯提高

由于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很大，我國機床工業被稱為是“低端混戰，高端失守”。但近些年來，這一情況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產品結構水平和市場競爭能力明顯提高。從專業的角度重新審視近十年來中國機床市場的實際競爭狀態，可以概括為：“低端內戰、中端爭奪、高端失守”。機床產品的檔次劃分是針對特定市場的相對的和動態的概念，并沒有明確的界定標準，盡管如此，人們習慣用高、中、低端三個類別大致區分機床產品的檔次。對國產機床在本土市場與進口機床的競爭態勢進行評估可知，長期以來的市場競爭焦點主要集中在中端領域，而低端和高端領域的競爭態勢一直沒有發生明顯變化。一直是本土企業參與競爭；在高端領域，由于差距懸殊，國產機床基本上還不具備市場競爭能力。而中端市場領域一直是國產機床與進口機床爭奪的主戰場，也是我們曾經瀕臨全面失守的領域，爭奪這一領域的市場份額，是多數機床企業長期以來的主攻方向。隨著我國數控機床技術的全面普及，中檔數控機床技術不斷趨向成熟，再加上本土優勢的助力，國產中檔數控機床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逐步增強，市場份額逐漸擴大，市場地位日益鞏固，逐步扭轉了長期被動挨打的局面。近10年來，國產機床已經在本土中端市場占據了半壁江山，基本實現了由被動防守到長期相持再到積極進攻的戰略轉變。同時，我國機床企業并沒有因實力懸殊放棄在高端領域的努力進取，2009年正式啟動的國家高檔數控機床重大科技專項（以下稱“專項”）也發揮了有力的推動作用。據統計，2009年至2018年，專項共安排課題600項，其中，近70%的課題已經完成。專項的實施，顯著加快了高檔數控機床及其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的技術研發步伐，許多高檔產品品種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部分課題成果獲得了市場應用驗證的機會，為參與高端領域的市場競爭進一步積蓄了能量。

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一位

2009年，中國機床制造業的經濟規模就已超越德國和日本躍居世界第一位，并且一直保持至今。近年來，中國機床工業的總產出始終占世界總產出的四分之一左右。40年機床工業的規模增長過程，大致可以劃分成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為改革開放初至上世紀末（1978-2000）。這一階段機床工業的主題是體制改革、引進合作和調整提高，總體上處于培育基礎、積蓄能量的階段，增長速度并不是很快。第二階段為本世紀初至今。這一時期各種增長要素——改革基礎、開放入世、勞動力供應、市場需求等充分疊加，機床工業隨同中國經濟同步進入了快速增長時期。2000年金切機床總產量為17.66萬臺，到2011年已達88.68萬臺，11年間產量增長了4倍多，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15.8%。機床工業這一階段的高速發展，與整個機械工業乃至整個制造業的增長過程是完全同步的。正是機械工業乃至整個制造業的高速發展為機床工業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從而拉動了機床工業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機床工業經濟規模于2009年躍居世界第一位的背后，還有另外一個重要背景，即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在全球金融危機后出現了此消彼長的變化。由于中國政府迅速推出大規模投資計劃，經濟增長得到了快速恢復，重新進入高速增長的軌道。正是這一增長落差為中國機床工業的規模躍升創造了條件。

機床工業發展的主要動力：“四大紅利”

從全局的角度看，40年來，機床工業的主要發展動力可以概括為“四大紅利”，即改革紅利、開放紅利、發展紅利和人口紅利。

改革紅利

40年來機床工業的改革進程，可以以1992年為界，大致劃分為兩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2）的改革主要在兩個層面展開。在宏觀層面上，漸次退出計劃經濟模式，逐步向市場經濟模式過渡；在微觀層面上，以搞活國營企業為目標，逐步賦予企業經營主體和市場主體地位。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推動了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1993年11月）和十五大（1997年9月），又推出一系列改革舉措。自1993年至今，機床工業在宏觀層面的改革是，徹底放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企業微觀層面上，則深入到“抓大放小”，產權制度改革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層面。

開放紅利

回顧機床工業40年來的開放過程，以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對外開放第一階段（1978-2001）的主要特征是“引進來”。機床工業重點骨干企業不僅紛紛引進國外先進設備以提高自身關鍵環節工藝保障能力，而且廣泛開展了不同形式的技術引進，以提高自身的產品技術水平。據計，1980-1995年，機床工業共實施技術引進合作項目300余項，機床工業重點骨干企業多數都參與到這一進程中。其中代表性的項目包括：濟南第一機床廠與日本山崎馬扎克合作生產精密車床項目，北京機床研究所引進日本發那科公司（FANUC）數控系統、伺服系統、主軸電機和伺服驅動電機成套技術項目，濟南第二機床廠引進美國維爾森公司（Verson）機械壓力機技術項目等。上述引進合作項目的實施，使機床工業骨干企業的產品技術水平、工藝裝備能力和企業管理水平實現了大幅度提高，甚至是跨越式的提升。

發展紅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連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經濟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這一過程為機床工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強有力地拉動了機床工業的快速發展。機床工業屬于生產資料供應部門，其發展直接依賴于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機床工業的發展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函數，投資增長，機床必然增長，投資增長速度快，則機床增速也相應加快，反之亦然。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下同）為631683.96億元，為1981年（711.10億元）的888倍，36年間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20.8%。2017年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為193615.67億元，為1995年（3827.26億元）的50倍，22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19.5%。2016年設備工器具購置固定資產投資為111869.26億元，為2000年5846.72億元的19倍，16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20.3%。可見近40年來，無論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還是設備工器具購置投資的增長速度均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由于固定資產投資持續高速增長的強力拉動，我國在2002年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機床消費國，中國機床市場消費額在世界機床消費總額中的占比曾一度達到近40%，至今繼續保持在1/3左右的水平。

人口紅利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是后來者，中國機床工業在產品技術、質量和企業效率方面長期存在較大差距。我國機床工業的主要優勢在于價格和服務，而支撐上述兩大優勢的主要因素是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我國勞動年齡（15-59歲）人口數量一直保持增長，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大量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機床工業也不例外。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機床工業國有企業的人均勞動生產率大致相當于同期日本同行業企業的1/35至1/30，中國企業的人均勞動力成本大致相當于日本企業的1/30至1/25，即日本企業為1名員工所支付的成本大致相當于中國企業為25-30名員工支付的成本之和，差距十分懸殊。上述對比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正是由于中國企業具有突出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才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下的劣勢，使得當時的中國企業能夠在競爭中勉強支撐。自本世紀以來，上述情況開始發生明顯變化。通過市場化改革、體制機制轉換、內部管理升級和技術改造等綜合措施，中國企業的人均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且提高的速度明顯高于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速度，使得中國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開始充分顯現，這正是機床工業本世紀初開始連續高速增長的勞動力資源背景，也即人口紅利。

正視自身問題和主要差距

盡管機床工業在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歷史性成就，但是必須承認，我們自身的發展還存在不少問題。有長期存在的老問題，也有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形成和積累的新矛盾；既有行業自身固有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變化提出的新挑戰；既有純技術的問題，但更多的是超越技術層面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只有客觀準確地認識差距和問題，才能為未來的戰略和行動提供正確的導向，否則機床工業的轉型調整就是一句空話。從全局的視角觀察，我國機床工業存在的主要差距和問題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核心技術缺失，技術基礎薄弱

近10年以來， “大而不強”成為業界對我國機床工業的普遍評價。“大而不強”不僅指機床工業整體上仍然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而且核心技術缺失、技術基礎薄弱成為突出軟肋。作為數控機床核心技術主要載體的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進口，其中的中高檔部分對進口的依賴程度尤為突出，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嚴重的產業空心化。同時，基礎共性技術、產業前沿技術研究方面的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進一步擴大的趨勢，研究隊伍和研究能力更是明顯退化。上述被動局面形成的原因，除了機床工業發展戰略和指導原則的偏差之外，還與其所涉及的特定產業發展背景有關。西方發達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就已基本完成了普通機床向數控機床的升級，而我國大致在2013年以后才基本完成這一過程。由普通機床升級為數控機床，不僅僅是產品技術的代際升級，同時還伴隨著產業結構形態的明顯變化，即由普通機床時代小而全、大而全的企業結構形態，演變為數控機床時代以高度社會化分工為主要特征的產業形態。作為數控機床核心技術主要載體的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等配套產品，逐漸分離并形成獨立的專業化研發制造主體，與機床制造主體形成上下游配套關系；而機床制造主體負責產品研發設計，制造則在一定程度上簡化為功能集成技術和組裝技術。這種產業結構形態的變化，在歐美國家和我國臺灣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

新型技術研發體系尚未形成

就機床工業整體而言，技術研發體系弱化、虛化和碎片化的背后原因，在于真正意義上的新型技術研發體系至今并未形成。從“一五”期間開始至改革開放前，我國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機床工業體系，除了重點骨干企業群體外，還包括眾多的技術研發機構；不僅有“七所一院”①這樣的綜合性專業技術研發機構（稱為“一類所”），還有由30余個重點骨干企業的技術研發部門構成的更為細分的技術研發機構（稱為“二類所”）。上述研發機構形成了門類布局完整、層次分工合理的機床工業技術研發體系，基本覆蓋了機床工業的主要技術領域，在我國現代機床工業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一類所”先是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隨后進行企業化改制；掛靠在重點骨干企業的“二類所”則早已隨著企業一并下放地方管理。至此，原有的金字塔型技術研發體系基本被打破，但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型技術研發體系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具體原因如下：

首先是弱化。由于“一類所”的職能定位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其原有的較強技術研發能力、尤其是共性基礎技術研究方面的能力顯著弱化，研發人員大量流失，其為行業內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的功能基本喪失，“二類所”的技術研發能力也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改革開放初期，多數重點骨干企業都將技術進步的主攻方向調整為技術引進與合作，導致企業自主研發的動力嚴重不足，其基礎技術研究工作早已被邊緣化甚至徹底消失了。

其次是虛化。表面上看，機床工業領域的很多企業，都相繼掛上了由各級各類政府部門頒授的各種研發機構的牌子（中心、基地、平臺、重點實驗室等等），但這些牌子并不能說明我們已經建立起了以企業為主體的機床行業新型技術研發體系。真實的情況是：真正有能力、并已基本建立以自身為主體的技術研發體系的企業并不多，不少曾經的重點骨干企業，其技術研發能力不僅沒有提高，反而較改革開放前明顯下降了；至于大量新興的中小企業，其研發能力更為薄弱，其中不少企業實際上就是“拿來主義”。與其它產業領域一樣，機床工業多年來一直積極踐行產學研合作的技術創新模式，但是從“產學研”到“產學研用”再到“政產學研用”，其實際效果始終不明顯。在機床工業領域，除了附屬于企業和高校的技術研發機構之外，幾乎沒有獨立的從事機床技術研發的專門機構，導致產學研合作中的“研”基本處于主體缺失的狀態。

最后是碎片化。這具體表現為：力量分散，各自為戰；統籌缺失，難以形成合力、形成體系；政出多門，重復投資；缺乏頂層設計，往往形成“一窩蜂”、“大幫哄”現象等。碎片化現象不僅表現在企業主體層面，還表現在高校領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現在政府部門。特別需要指出，現有技術研發體系明顯缺失技術共享和推廣機制，而這種機制恰恰是一個成熟的技術研發體系必不可少的功能。

技術進步的路徑依賴風險

改革開放后，機床工業實施了一條以引進合作、跟蹤模仿為主的技術路線。這種技術路線具有速度快、成本低、風險小的優勢，因而為技術后來者在發展初期所廣泛采用。改革開放初期選擇這條路線是自然合理的，也是符合技術進步一般規律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技術引進與合作在為機床工業帶來快速技術進步的同時，也容易使其產生消極的路徑依賴，并相應地弱化自主創新能力，從而損害長期發展利益。在具體實施這一技術路線的時候，需要特別注意把握好近期效果與長遠發展的關系、技術獲得與能力提高的關系，應始終堅持一手抓技術引進合作、一手抓自身能力建設，兩手都要硬。遺憾的是，在技術引進與合作的具體實踐中，不少企業沒有把握好上述關系，相當程度地患上了“引進依賴癥”。一方面，可以引進的技術差不多都已經引進，而我們現在真正需要的技術卻沒有人愿意轉讓了；另一方面，模仿只能學到表面的東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核心技術是不可能靠模仿學到的。機床工業的技術進步路線已經到了需要重新校正方向的時候。

產業結構整體失衡

本世紀初機床工業的連續高速增長至2012年基本結束，其背景就是機床消費市場發生了顯著變化。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金屬加工機床消費市場的增長速度由2011年的32.9%斷崖式跌落至-2.1%，衰退一直持續了5年左右，直到2017年才出現恢復性增長。市場的逆轉使機床工業由連續高速增長一下子陷入了“產能過剩”的嚴重危機，被迫進入了艱難的轉型調整階段。市場變化的特點是結構性的，需求總量下降的同時，需求結構顯著升級。因此,機床工業產能過剩也必然是結構性的，過剩的是與市場正在加速淘汰的那部分與傳統需求相對應的落后產能，而與市場不斷升級的新需求相對應的供給能力則明顯不足，其本質是“結構性產能過剩”。其背后是產業結構整體失衡。我國機床工業的結構失衡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產品供給能力層面的結構失衡。具體表現為，通用型同質化產品的供給能力嚴重過剩，而定制型差異化產品的供給能力則顯著不足。以大批量生產方式制造中低檔通用型單機類產品，是機床工業的傳統能力優勢，前些年甚至有企業仿照汽車工業模式，重金打造機床生產流水線。因此，清醒認識并主動適應這一長期趨勢，從根本上調整自身供給能力結構，是機床工業企業的明智選擇。

二是企業模式層面的結構失衡。具體表現為“產品專業化”類型的企業過多，而“市場專業化”類型的企業則鳳毛麟角。前者是指專注于某一類（或某幾類）細分產品的企業，如車床類、車床類、磨床類、齒輪機床類等等，我國機床工業的絕大部分企業都屬于這一類型。如果要在更多的高端細分市場有所作為，必然需要更多的市場專業化類型企業的努力。

三是產業體系層面的結構失衡。數控機床主要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主要包括數控裝置、伺服驅動單元、主軸單元、測量反饋元件、轉臺、換刀機構（ATC）、滾動元件、軸承、液氣潤滑裝置等等。所謂產業體系的結構失衡，就是主要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的發展長期滯后于數控機床主機的發展。盡管有國家產業政策的長期支持，但時至今日，國產中高檔數控機床所需的主要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仍然嚴重依賴進口，不僅制約行業的發展，還為機床工業埋下嚴重的安全隱患。

上述三種結構性矛盾是機床工業“大而不強”現狀背后的深層次問題，因而也是機床工業轉型調整的根本出發點，必須下大力氣加以解決。

產業生態焦慮浮躁

自2012年進入轉型調整階段以來，機床工業呈現出兩方面的明顯特征：一方面伴隨著轉型調整的不斷深入，機床工業內部此消彼長的結構分化日益明顯；另一方面則是產業發展生態變得焦慮浮躁。機床工業的產業發展生態，具體指行業內部的發展心態、價值取向和行為特征。筆者觀察，當前機床工業內部主要表現出兩種消極有害的狀態，即“浮躁之風”和“產業虛無主義”。所謂浮躁之風主要有以下表現：一是急于求成。心浮氣躁、好高騖遠，嚴重缺乏扎實做好底層基礎工作的耐心；二是跟風鉆營。熱衷于追風口、趕時髦，張口互聯網思維、工業4.0，閉口新制造、新業態，甚至盲目追求所謂共享經濟、服務化轉型、商業模式創新等等；三是粉飾浮夸。對扎扎實實練好內功的老實做法嗤之以鼻，卻盲目迷信外部造勢的影響，將一些基本的技術加以包裝后以“創新”等面目招搖過市；甚至有些偽創新也登堂入室。所有這些表現，與機床工業“精實嚴謹、低調內斂”的產業特質格格不入。

另一表現是“產業虛無主義”。在一些人看來，機床工業是傳統產業、夕陽產業，發展空間有限，尤其是在新一輪技術革命蓬勃興起之際，機床工業也可能和其他一些傳統制造業一樣被邊緣化甚至被顛覆。近年來，諸如服務化轉型、互聯網轉型、商業模式創新以及新業態、新制造等新概念、新名詞不斷涌現。受其影響，一些企業開始放松甚至放棄裝備制造產業正面戰場的努力，盲目追逐所謂商業模式創新和服務化轉型，有的企業更是參與到金融和房地產的“盛宴”之中。其結果自然是制造業市場競爭力進一步衰退，不可避免地陷入經營困境。相較于浮躁之風，產業虛無主義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前者的危害局限于敗壞行業作風，導致假、大、空盛行；而產業虛無主義的流行將把機床工業的調整轉型引入到完全錯誤的道路上。要認識到，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根本差距，恰恰在于技術創新與精細管理方面的基本功力。如果無視這些根本差距，而把主要注意力和有限資源都投入到其他方面，這顯然就將誤入歧途、本末倒置。

筆者認為，上述消極產業生態的產生和以下幾方面因素密切相關。其一是社會轉型期負面因素的影響。包括拜金主義泛濫，投機主義盛行，財富神話頻出，風口不斷變換，經濟和社會生活節奏加快、變化增多，浮躁焦慮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心態。其二是長期存在的“唯GDP”發展誤區助長了短期行為、政績工程、虛報浮夸以及拔苗助長、竭澤而漁等不良風氣的形成和蔓延。其三是虛擬經濟（主要指金融服務業和已經金融化的房地產經濟）和互聯網經濟的畸形膨脹所產生的虹吸效應，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明顯的消極影響，不僅相當程度地擠占了實體經濟的發展資源（脫實向虛），而且也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方向和行為方式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干擾。社會輿論一度對新興技術的非理智追捧（諸如所謂“新四大發明”等）也難免帶來對傳統制造業的輕視，影響行業的心態。其四是機床工業自身轉型調整的巨大壓力。機床工業的整體轉型調整并非是主動的，而是被迫進行的，是從連續10多年的增長盛宴中突然跌入轉型調整之中。轉型調整絕非易事，非臥薪嘗膽、傷筋動骨不會見到成效，當前處于轉型調整過程中的機床工業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也是焦慮浮躁心態形成的原因之一。正確認識我國機床工業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差距，無疑將為機床工業未來30年正確發展道路的積極探索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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